利铭泽是利希慎的长子，１９０５年在香港出生。他虽然含着金钥匙出世，但父亲为着安排接班人，十分注重他的教育，在他年幼时聘请前清秀才教授四书、五经以及诗词歌赋，替他打下稳固的国学根基，其后他曾进入皇仁书院攻读。

１２岁时利希慎送他与７岁的弟弟利孝和前往英国读书，利家可说是最早将年幼子女遣往英国读书的华人家庭之一。

由于利家富有，两兄弟当时由管家陪同前往英国，并在当地聘请补习教师为他们补习。

完成中学课程后，利铭泽考入英国牛津大学工程系，其弟利孝和则考入法律系。

留英期间，利氏活跃于学生运动，是英格兰、苏格兰、爱尔兰的中国留学生会总会长，曾就广州沙基事件在英国发动留学生抗议。

１９２７年，利铭泽考获硕士后返回本港，与黄瑶璧女士成亲。由于妻子希望往牛津大学攻读，利氏遂偕妻子再度前往英国，自己在当地找了一份见习工程师工作。

１９２８年，利希慎遇刺死亡，利铭泽兼程赶返本港，时年仅２３岁，原本要继承父亲庞大的生意，但他返港初期似乎对家族事业的兴趣不大，交由兄弟及叔父打理，自己却在柯伦治工程行当实习工程师。

做了三年后，他取得香港工务局注册划则师衔，并任中国工程师学会香港分会副会长。其后数年，才开始协助处理家族生意。

１９３７年发生七七芦沟桥事变，利铭泽以自己身为知识分子，又曾为学生运动领袖，深感救国有责，于是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，前往海南岛进行后方的抗战工作，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海南岛大队队长。

其后，利铭泽与家人往广州避难，期间，曾任广州市政府秘书、自来水局委员、审计部稽核、城市设计委员会委员、广东省建设厅委员等。

战后，利氏返回香港，管理父亲遗下的庞大商业王国，旋获港府委任为谷米粮食管制专员。由于平抑粮价有功，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获英廷颁发勋衔。

利氏在香港的家族生意不断扩展时，回想起在海南岛体验到的一片荒凉和民不聊生的情况，故和平后不久，在爱国心的驱使下，于海南岛买了一大片工地，开设农场，种植甘蔗花生及养牛，希望搞活海南岛的经济，令岛民不用飘洋过海谋生。

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在艰难支撑了几年后，失败而回。

利氏自谓在海南岛开发了几年，唯一的“建树”是竖起一支旗杆，装上几块车皮，利用风力驱动的小型发电机把电力储入蓄电池，晚上供几个灯泡照明之用。

不过，利铭泽的爱国热情并没有因为在海南岛投资失败而减退。他曾以煤气公司主席的身份，于１９７８年向内地洽购煤气，拟利用钢管把煤气经广州引来香港，但因工程及安全问题而未能实现。

在中国引进外资的时候，他率先响应，在广州投资兴建有两千个房间的花园酒店，又积极帮助改进广州的电话通讯设备，及在广深之间敷设双轨铁路。

１９８３年，利氏又与外国财团组成加华石油公司，参与竞投开发南海油田。

当利铭泽当上了家族公司希慎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，业务蒸蒸日上。

五十年代开始，利家的投资已经遍及金融、贸易、航运、公用、娱乐，以及地产业务，其后更开设酒店。

至八十年代初，利铭泽已成为希慎兴业、香港煤气公司、兴华半导体公司、香港花园酒店有限公司、维达航业及香港钢管有限公司主席，亦为东亚银行、山一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等。

１９５３年，香港政府委任利铭泽为市政卫生局非官守议员，弥补颜成坤的遗缺，先后出任市政局议员七年。

１９５５年，利氏取代罗文惠的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席会，其后出任行政局议员十年，任期内曾多次率领贸易代表团前往欧美多个国家，又任反贪污委员会主席，民众安全服务处副处长，首届税务检讨委员会及公务人员任用委员会委员，港大及中大校董等职。

社会福利方面，利铭泽曾任南华体育会会长，儿童安置所所长，及湾仔街坊福利会理事长等。

六十至八十年代中，利氏的声望及事业如日中天，兼任多间公司的董事长，这些公司包括九龙的士有限公司，源和有限公司，联合地产有限公司，民乐有限公司，公利地产有限公司，华利有限公司，国光企业有限公司等。

任董事的公司则包括会德丰有限公司，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、香港信记有限公司，香港置地有限公司等。

利铭泽由于与内地交往频繁颇为熟悉，任两局议员期间，往往权充香港政府的中间人，与广东当局协商，达成向香港供水的协议，解决了香港的“水荒”问题。他的声望，对当时的中英当局均有一定的影响力。

１９６７年，断然辞去港府所有公职。当时的分析家认为他的辞职与政治有关。因为他不满意港英当时对左派人士采取血腥镇压手法，选择了站在中国那一方。

可能是自幼接受英式教育的关系，利铭泽为人较开放，亦颇有正义感。他曾在报章批评和记公司扩张太速，以致要由汇丰注资支持，才逃过倒闭的厄运。

利铭泽做事很有远见，在商业上办事很有魄力，又是颇有原则的人，与他有推心置腹之交的前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说：“利氏生前待人接物，刚正不阿、明辩是非、恪守信用，与人为善，是我一向佩服和敬重的良师益友。”

费彝民形容利氏“每做一件事，定必全力以赴，有始有终。他是兴建香港九龙海底隧道的主要功臣。利氏奔走各方，全力策划，从筹集资金到工程技术的具体问题，事事亲力亲为，十分认真，一丝不苟。”

利氏的长远目光，可以用一个事例说明。60年代，利铭泽当电话公司主席，向西德一家公司买入大批电话器材，零件；致令当年的电话公司负上一笔不少的债。

他当时说：“捱一下驾不要紧，日后可证明我的眼光。”后来，电话用户果然随着香港工商业的发展作几何级数的增加。

他对提拔人才，扶掖后进，更是不遗余力。他常扶持有上进心的青年，襄助两所大学，亦为内地的青年提供一些外国奖学金，让他们有机会往外地升学。

很多年轻人都去信给他，寻求开学外国及就业的意见，利氏的西装口袋内，常常都放着这些求助信件。

利氏待人以诚，最喜欢结交朋友，他对朋友的关怀，往往令对方衷心感激。

一次，他的一位朋友忘了带笔，向利氏借了一支笔使用，随后赞了几句好用。隔了几天，这位朋友收到利氏秘书特地为他送来的三支笔。

利氏的女儿利德蓉这样形容他：“父亲一直强调自己是中国人，他早已料到英国日渐衰弱。香港迟早必归还中国。所以是最早赞成香港归还中国的商人之一。

“父亲众多兄弟姐妹中，有一些不同意他的主张，但他是长子，在家里是一家之主。他到死的一刻都没有把财产转到海外，相信与祖父嘱咐他努力求学，完成学业后回港帮助守业有关。他一生都遵守父亲遗训，把香港视为基地。”